转型——我国基础研究的当务之急
改革开放40年，最大变化之一是中国进入了世界。
当年看国际主流的英文报纸，关于中国只有个别的短新闻出现在角落里。如今变了，关于中国的新闻不是头条就是头版⛹🏻，中国已成为全世界议论的热点。
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已经进入世界大循环📟，经济上建起了“世界工厂”，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🫃🏽；科技上研发队伍的人数居世界第一，SCI科技论文数世界第二。
现在要问👨🏻🔧：什么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🔊？是科研队伍更多的人数，还是科学研究更多的论文？显然都不是。至少从基础科学研究来讲✖️👨🏻🔧，当务之急在于转型。
40多年的发展本身就是在转型👨🏿🔧。改革开放初期📖，中国只能出口原料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商品，而现在的国际竞争更加着重技术含量高的产品🧑🏽🦱。形象地说👯♀️，中国从打火机✍🏿、领带夹一类的“地摊货”起家，发展到今天的高铁、5G😟，这就是转型。
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从依靠廉价劳动力与原料🕺，转到深加工的层面上来🦫，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站稳。同样的转型也应该在科技界发生👋🏼。但是，从基础研究的整体来讲👻🔻，还没有认真地提上日程。
大多数科学家关心的是发表文章的数目和学术期刊的引用率档次👨🏿🦲，不大关心这些论文究竟能够回答什么问题🤎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科技和经济一样走向全球化，但是两者同样都不平等。世界科技队伍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类型🤳：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出“原料”、出数据🧟，属于劳动密集型；发达国家出观点、出理论，属于“深加工”型🧑🚀。两种类型的不同产品，发表在学术期刊上都叫论文。中国当前面临的✣，就是这两者之间的转型👨🏼💼。
回顾20世纪80年代，刚从“文革浩劫”中走出来的中国科学家们，只能“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走”。可惜的是，时至今日✫，中国基础研究的宏观格局，至少从基础研究上讲，依然保持着开放初期的模式👩🏼🦰。
科学家们从外国学报上选来研究题目📃，买了外国生产的仪器进行分析，取得的结果用外国的文字在国外发表。
这种“两头在外”的模式，构成了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的主体，由此可以说当代的中国，成了世界科学界最大的“外包工”。
这种说法听起来很不悦耳，但是绝对无意自我“矮化”，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。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起步，比西欧晚了200年，因此中国发展现代科学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🙆🏻♀️。
经过40年努力之后，亟需将“量变到质变”提上日程♋️。科学历史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不断的创新，科学与宗教最大的不同也就在于挑战原有的认识。
科学的原始创新要求文化基础⚜️，中国拥有藏龙卧虎的科技队伍👱🏿，底蕴深厚的华夏文化，理应为世界学术界做出更大的贡献🚯。
为此，我国急需推进科学“转型”，从“外包工”转为也能进行“深加工”的学术高地👱🏿♀️。具体说，提出以下3点主张🧋：
1）立足国内📄🧜🏿，开辟国际学术交流的第二战场。
要改变高层次的前沿科学只能用英文交流的局面。就像外贸用美元的同时也要推进用人民币结算，科学上也要在用英文的同时鼓励用汉语交流👨🏿💻。
要争取源头创新在中国发生🪁🧗🏻♀️，就要鼓励高层次的科学深加工也能在国内进行🥑。
尤其是涉及跨学科的主题🕯，可以鼓励和海外华人、留学生在中国和我们一起用汉语开国际会议🚘。
与经济上扩大内需、建立庞大的国内市场相对应，科学上最前沿、最新颖的思路，也可以首先用汉语出版，为此，出版界也要挺直腰杆走向国际⚜️🏟。
2）鼓励创新💶，促进科学研究“中国学派”的出现⚾️🅾️。
真理只有一条，通向真理的道路有多条💇🏽♂️；尤其是部分基础科学具有区域性，比如地球科学和宏观生物学，因此“中国学派”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👋🏼。
但是“外包工”格局所产生的科学评价系统，以外国刊物文章数量为主要标准， “生杀权”流落海外，不利于独立学派的产生👂🏿，需要呼吁管理部门加以关心。
3）宏观着眼，开展基础研究的高层战略研究。
中国历来重视战略研究，但是要尽量防止流于形式，变成院士召集🧗🏼♀️、青年执笔写本子，要杜绝参与者为自己预设题目、提前瓜分未来经费的恶习。
基础研究的转型，要求从历史视角、国家高度，分析国际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🤦🏻，指出中国具有优势的突破口，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。
我们主张开辟“第二战场”、促进“中国学派”，决不是提倡“义和团”精神⌛️。直到今天🎤，我们在多数领域中距离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太大👰🏿♂️𓀙，绝对没有狂妄自大的本钱。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👷♂️，科学实力的增强比经济增长更加困难⤴️。
我们当前科学成果的数量增长，很大程度上是经费投入、国家政策的效果。就欧洲来说💞，近来科研经费投入十分不力，但是欧盟人口以世界7%的人口♟、产出了全球30%的高质量论文，这种潜在的实力正是我们的弱点所在⛰。
从晚清“洋务运动”以来，中国的科技界走过了反复和曲折的道路。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，从提出“师夷制夷”，到引进“赛先生”鼓吹“科教救国”，结果都没有成功。
现在40年发展的成就，超越了国内外的预计，能否抓住机遇实现转型，正是我们当代人的历史责任。
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尤其是大国对立的尖锐化，已经影响到国际的科学合作。
好在时间在我们手里，是只会凭着惯性行动，还是能登高远望、奋起直追，将会决定中国科学的前景。
（本文转载自“科技导报”微信公众号）
本文发表于《科技导报》第10期，欢迎订阅查看